于敏（1926.8.16——2019.1.16），天津宁河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理论物理学家，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在氢弹研制、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弾等领域解决了大量关键理论、设计问题。他开创了惯性约束聚变、X光激光以及自由电子激光等领域的研究，是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先后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三项等。1987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9年荣获“共和国勋章”。
今天是于敏院士逝世6周年，让我们跟随于敏之子于辛的纪念文章去感悟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去领悟他们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家国情怀。
忆我的父亲于敏（上）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六年了，他的音容相貌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每当我迷茫时，总是能感受到父亲对我们的教诲，这可能也是天意吧。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给家人讲过自己的成就，也从来没有看到他流露出得意、骄傲的情绪，他每天总是将自己融入浩瀚的资料中，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
记得2013年我在家中整理留存的旧报纸时，看到1987年5月12日的《工人日报》，上面有一篇当时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发表的署名文章，题目是《学习于敏，为祖国强盛而拼搏》。文章中写道“......于敏以大局为重，留了下来。这不仅给这个似乎要散架的集体起了凝聚的作用，而且使它在学术上也有了主心骨。于敏同志担负起理论设计学术领导的主要责任，是受命于「危急存亡之秋」，他「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精诚团结，发挥全体同志的才干，在此后的几年，科研上又连续取得了新的突破性的成就，有了质的飞跃。”这上面写的与我当时记忆中的父亲相差甚远，在我的脑海里我清晰的记得1987年我下班回家时，看到大院里黑板上写有“向于敏、胡家赣同志学习”的文章后，我高兴的跑回家，对在看书的父亲喊道：“爸爸，外面黑板上有号召向您学习的文章。”父亲放下手中资料，转过身来看了我一眼，平淡的说到“这是大家的功劳，工作都是大家做的”，说完就又钻进书本里去了，当时反倒让我觉得自己是否有点大惊小怪了。
从这天起，我就有了想进一步了解父亲的想法。近些年来，我尽可能走访父亲工作、生活过的每一寸土地，聆听老一代科学家讲述他们的喜怒哀乐，回忆与父母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查找、阅读有关图书资料，努力体会父辈们那段辉煌而艰辛的历程，感悟他们的精神境界。
我的父亲出生于1926年，青少年时期，面对军阀混战，天津沦陷，日本鬼子在中国领土上的横行霸道，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父亲留下惨痛印象。民族的忧患意识，使父亲在青少年时期就立下了学科学、爱科学，报效祖国，科学救国的志向。父亲自幼喜读中国历史及古典文学，仰慕历代民族英雄，他常讲：“中华文化有5000年历史，虽然几经磨难，但却长盛不衰，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华文化中有一股正气，这就是热爱祖国、热爱民族。（这股正气）集中体现在民族英雄身上，这是最可贵的，（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父亲喜欢的诗句有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诸葛亮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志远”，这也是他一生的座右铭，对父亲思想品格影响甚大。这是父亲在科研道路上，不论是遇到顺境还是逆境，能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国家利益至上的精神动力所在。
父亲是一个深爱家庭的人。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时常浮现出深夜我熟睡之后，有人抱起我，用他满是胡子拉碴的脸亲我的小脸，睡梦中的我，总是下意识地用小手去推开这张脸。长大后我明白了这就是我父亲对我们爱的一种表达。当时他因为工作任务繁重、时间紧，再加上工作的特殊性，每天都要很晚才能回家，一早就又上班去了，根本没有时间陪孩子玩一会儿。这是他对我们爱的一种的表达。父亲从工作以来，几十年时间里，从未间断过给老家寄钱，以补贴家用。改革开放后，因国企改革三叔被所在厂子裁员下岗，当时三叔两个孩子还小，生活一度陷入困境，感到很迷茫。父亲得知情况后，给三叔写了一封信：“国企改革，事关国家大事，你们厂身处其中，想必震动很大，你要与大家一起同心协力，为国分忧。”同时与信一起寄去了一笔钱。父亲在出差的时候，总是将母亲的照片随身携带，时不时就拿出来看看。有一次去上海出差，看到有卖丝袜的（当时北京没有卖），父亲也会托人买了几双带回来送给母亲；给我买的上海大白兔奶糖，更是让我终生难忘。
父亲是一个勤奋的人。他经常教育我们要做一个勤奋的人。在记者采访时，他说：“我不笨，我自己认为我也不聪明，但我很勤奋，（在北大读书时）每年暑假我回不了家，没有路费，常常跑到景山顶上去，拿着课本，拿着习题，乘着景山的凉风，勤奋得很。”父亲从事核武器研究以后，因核武器理论设计具有多学科的工作性质，原来学的知识已远远不能适应需要。为了尽快掌握工作的主动权，他用较短的时间又学习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辐射自由程、状态方程、凝聚态物理、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等许多学科，他对学习总是分秒必争。早晨一起床就拿书看，上厕所看，吃饭时也看，晚上为了不影响我们睡觉，他拿着书到走廊里看，甚至开会前的几分钟他也从不放过。出差坐火车那更是学习的好机会，一次去院里开会，他在火车上把一本厚厚的统计物理学读了一半。由于父亲的勤奋好学，使得他具有知识面广、思路宽、目光敏锐的特点
父亲是个一心扑在科研事业上的人。父亲1951年从北京大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从事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当时我国还没有人搞这门科学。世界著名核物理学家小波尔访华时，上级安排父亲担任翻译工作，他经常向小波尔请教问题，小波尔说父亲是“出类拔萃的人”。在原子能研究所近十年时间里，父亲发表了论文、译著卅余篇，在核结构和核反应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正如钱三强所长评价的，于敏同志“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工作的空白”。
正当他面临更大突破的时候，国家调他到一个从事核武器研究工作的高度保密单位工作。从一个学术上取得相当成就、并且有机会扬名四海的岗位转到一个需要隐姓埋名的工作单位，从自己喜爱的理论性较强的原子核物理学变成从事大的系统工程，武器理论设计工作，这对父亲来讲是科学研究道路上一个巨大的转折。然而，父亲想的不是个人，他愉快地服从了国家需要，一切从头开始，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核武器设计工作中去。
对于科研中的问题，父亲是走路时想、吃饭时想、甚至睡觉时也在想。他身体不好，母亲给他煎的药、煮的奶，常常是热好了变凉，凉了又热，一次又一次，他常常在深夜两三点钟突然开灯起床，到桌旁去推导公式，写下一些想法，为了父亲的健康，同事们建议母亲在晚饭后拉他出去散散步，可是，父亲身体虽然在漫步向前，而大脑还在围绕科研问题转。
父亲患有胃病、高血压、疝气、十二指肠溃疡等多种疾病，可是只要他人不倒，总是挺着干。一次，父亲带病在外地参加一个专业会议，白天紧张地讨论了一天，外单位提出了一个问题，晚饭后他就拿起计算尺认真地工作起来。同志们看见后，硬是把他手头的东西抢走，强迫他躺下休息，关了灯才放心地走。可是第二天早晨，他拿着一叠纸对一个同志说：“你检查和复算一遍，准备今天到会上发言。”同志们看到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公式和数据，都楞住了，从他那疲惫的面容看得出他彻夜未眠。他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感动得同事们说不出话来。
1978年，院里某研究所派人就真空照相技术问题来京向父亲请教，当时，父亲正在患病。然而，为了满足千里迢迢赶来同志的要求，他忍着病痛，由人扶着到教室讲课。大家见他面色不好，说话艰难，请他坐着讲，但父亲说不在黑板上写是讲不清楚的。他就这样忍着病痛讲了一个多小时，全体听课的同志深深为之感动。
1969年，为响应国家“三线建设”的号召，我们全家搬到了四川梓潼县曹家沟，户口也随之迁到那里。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因四川不具备理论研究条件，很快就回到北京。我的母亲带着我和姐姐留在了曹家沟。1971年底，单位为照顾身体每况愈下，而工作又离不开的父亲，特批允许母亲来北京照顾我父亲，从此我和姐姐在北京开始了借读生活，也算得上是最早的“北漂”吧。因户口不在北京，我们要在北京办理借读，住房也不能解决，看病就更难（挂号需要北京户口本），生活中有很多不方便，特别是1979年我姐姐高考在即，按照当时的规定，她必须回四川去考试。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中科院恢复正常科研秩序，开始较大规模的收回和新建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先生多次找到父亲，希望他回到中科院工作，同时对外说，老于是科学院的人，现在应该要归队了。如果回到中科院工作，以上生活困难将迎刃而解，妈妈和我们知道后都非常高兴，希望父亲早日回到中科院，解决因户口不在北京而带来的各种困扰。但70年代中，很多核武器理论研究的带头人和技术骨干，因为各种原因，相继离开了理论设计单位，而当时我国的核武器还只是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离小型化、实战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时如果父亲也离开核武器理论研究单位，核武器理论部就没有能够牵头挑起这项重担的带头人，核武器研究很有可能将面临“为山九刃，功亏一篑”的窘境。此时的父亲在我们全家期待的目光中，谢绝了钱先生的邀请，毅然留了下来，带领理论设计的同事们在核武器理论、设计上又取得了多次重大的突破。
作者：于辛（于敏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