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我们将继续以核科技战线上杰出科技工作者宋大本的妹妹对哥哥的真情回忆，打开那段尘封岁月的大门，让我们看到每一次核武器试验成功的背后，无数家庭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在亲人的心目中，这些核能工作者就像是“夜里的守夜人”，手中的灯笼照亮了国家的黑夜，却将自己留在了家庭的阴影中。对宋大本的家人来说，他仿佛成了遥远的星辰，却始终能在黑暗中为家人指引方向。

     宋大本的妹妹宋京凤

回忆我的哥哥宋大本

——宋京凤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十几年过去了，当今天人们再次提到我哥哥的时候，我终于有了一份心酸的骄傲。在哈工大百年校庆前，哈工大有关领导找我写一份关于我哥哥宋大本的回忆录。当时也理不清脑中残杂的思绪。今晚，当我翻找资料准备写稿时，无意中找到了我们全家的合影照片，看着看着眼泪就不禁溢出眼眶，哥哥的身影再次浮现于我的眼前，可是我却再也见不到他了。

宋大本的家庭合影

后排右三为宋大本 后排右二为宋京凤

我是从小跟着哥哥一块长大的，记得那时他学习很优秀，他常常对我讲，要取得骄人的成绩，必须付出超人的努力。当时我在他的督促下，学习成绩日渐提高。他总是在学习之余读一些理论书籍，每当我坐在他身边时，他就会露出亲切关爱的笑容。那时我常以他为自身的榜样，哥哥的一举一动也都深深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1957 年，哥哥考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由于离家独处，因此只能靠书信往来，那时我们住在沈阳(后搬到哈尔滨)，学校离家并不算远，但哥哥怕父母为他牵挂，总是不提他在学校辛苦的事，平常放假也不回来取钱，只在寒暑假回来，来信时也只说他在学校努力学习，生活条件不差等让人高兴的事情。放假回家常常给我们辅导功课，帮助爸妈做一些生活琐事，我们在一起时，他也从不刻意摆出一副长兄样子，而总是喜欢逗我开心，让我不知不觉接受他的教导，那时的日子多么让人怀念啊!

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楼

1958 年暑期结束，他返回哈工大，由于哥哥数学物理成绩在电机系是前两名，因此很快他被调转至新成立的工程物理系，这个系是由聂荣臻元帅为加强我国国防力量而特别指示设立的，被转到这个系的学生都是尖子生，所以学风自然较以往更浓，哥哥学习也就更刻苦了。记得他回家时对我父亲讲，虽然生活艰苦，但他仍然非常乐观，学习状况依旧，常常是学到深夜，在校几年他都是这样攻读，这样度过的。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常教导我，平常给我写信，他也总是要我好好学习，准备考上个好学校。由于他学习刻苦，在工大期间他的专业基础非常扎实。记得他讲，在毕业时他的论文是对一个光学镜进行论证，因为他见解独到，观点鲜明，逻辑严密，论文答辩后教授们一致给他评优。当时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迭起，我哥哥也是其中的热情先锋。1962年他在毕业后作为先进分子响应党的号召，愿意服从国家分配，因此，鉴于他的专业，哥哥被分配至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九所工作。

当时正处于我国核工业刚刚起步阶段，被分配到研究所工作时，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等著名科学家和技术精英们正在为突破原子弹原理而进行集体攻坚，我哥哥自己也为能够加入这样的科技队伍而感到骄傲。他忠于职守，始终对工作内容严格保密，以至于我们一直不知道他从事核武器点火问题的理论研究与设计，并且担任课题负责人。他每次见到我们,只谈论生活和学习。二十六年后，当他在北京病重时，我去护理他，才隐约得知他的工作是保密性质的。我嫂子张月英也同我们一样只知道他的信箱号和研究室的电话号码。

前排于敏；后排右起：宋大本、方泉玉、周国祥、张信威、李德元在学术讨论会上

在我印象中，他待人宽宏大度，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会为了一个更加精准的数据，一种更为理想的设计方案而与人据理力争。他思维敏捷、工作严谨、沉着冷静。据与他并肩作战的同事们所述，某次核试验中，一个关键数据出现了异常。他提出了一项极具挑战性、难度高且风险大的试验方案。邓稼先院长不禁轻拍他的肩膀，关切地询问：“大本，你确定吗？”我哥哥拍着胸脯坚定地回答，“从我这出去的数据肯定没问题。”当时，我哥哥基于自己的理解，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应对策略。最终，他的方案得到了执行，为那次核试验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古忠孝难两全，由于这些年他忙于工作，只回了四次哈尔滨看望父母，人隔两地，只能靠书信往来。在一次给父母来信中，哥哥写道，“儿这一辈子，是进取的一生，奋斗的一生，没给老人家丢脸，对不起，我给家里的照顾太少了，但也念着父母，我担子很重，暂不能回去。因为我是在为党和国家的科学事业做贡献，我想你们是会高兴的……”

由于他工作认真且努力，因此在核理论研究的进程中，他的贡献显得尤为突出。于敏同志回忆，在一次时间异常紧迫的关键试验中，为寻求突破，各个部门之间工作紧密配合。当最后的数据结果计算出来时，其中一个关键数据却与先前的计算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如果试验按照原计划进行，那么他所负责的工作将需要进行重大调整。然而，所有部件已经制成，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完成，试验即将开始。如果需要修改计划，试验将不得不延期。而延期一天，都可能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大家不由得张皇失措，后来，指挥部找到我哥哥，领导们纷纷向他咨询：“大本，如果需要在XX时间进行较大调整，我们应该怎么办？”“超出多大范围？”哥哥当时也感到紧张，但当他接过计算数据仔细查看后，沉思片刻，冷静地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原来，他早已预见到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为此留出了很大的回旋余地，同时做好了临时调整的准备。他坚定地保证，试验可以如期进行，经过调整后不会延期，也不会影响最后结果。最终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于敏同志深知，一个人如果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如果不是对工作研究得如此深入透彻，是不可能如此主动，也不可能做到如此周到细致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九所科研人员在办公

鉴于他在承担国家核试验任务和确保核试验圆满成功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哥哥先后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一次，三等奖一次，以及国防科工委科研成果奖两次。每当他获奖，他总是不忘写信向父母和我报喜，我们为拥有这样一位亲人而深感自豪。然而，随着荣誉的接踵而至，他的健康状况也在不断恶化。1988年6月，由于长期忽视治疗，他最终因肺癌晚期卧床不起。得知消息后，我急忙赶往北京照顾他。他身边的同事告诉我，就在前几天，尽管疼痛难忍，他仍坚持向上级汇报工作。在护理他的日子里，他向我吐露：“我这一生虽短暂如昙花一现，但毕竟为祖国的大花园增添了一抹色彩，我无怨无悔。父母今后就拜托你照顾了。”在他病重期间，国防科工委、部里的同事以及他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超过两百人前来探望，他对此深感不安，一再劝说：“路途遥远，工作繁忙，大家真的不必再来了。”即使在昏迷中，他仍牵挂着新疆的试验工作。在临终之际，朱光亚先生前来探望，并告诉他试验已成功，他流下了喜悦的泪水，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哥哥的生命仅走过了51个春秋，作为我国杰出的核技术专家，在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的26年岁月里，他倾注了全部心血。据我嫂子回忆，工作期间，他常常清晨6点多就出门，晚上7、8点钟才回家，一年要出差四五次，有时出差长达三四个月。在他去世时，他的工资加奖金仅140元，家庭生活并不宽裕，他很少有时间照顾妻子和儿女，对此他深感内疚。他去世后，在全国七届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讨论会上，聂力将军指出，国防科技队伍中50岁左右的这一代精英，他们的贡献与待遇极不成比例。艰苦繁重的工作、清苦的生活和缺乏良好的治疗条件导致许多人英年早逝。接着，她提到了哥哥的业绩和生活状况，并强调：“像宋大本同志这样，在智慧的巅峰时期身患绝症，过早离世的高级知识分子已不在少数。”当时在场的许多将军眼中都闪烁着泪光。

哥哥走了，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的成就和与家人共度的时光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我将永远怀念他那温暖而充满关爱的笑容。在80年代初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哥哥，始终没有辜负党的培养和人民的期待，他为祖国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他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

文  稿：史    鑫

责  编：田玉姣

初  审：魏    静

复  审：贾明理

终  审：邓    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