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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印记│我的父亲宋光洲

• 栏目: 新闻 • 发布时间: 2026-08-31

宋光洲（1914年7月12日—1991年3月14日），河北阜城县宋村，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工作，高级工程师（正研级）。历任221厂机修厂副厂长、第一生产部主任、九院六所所长、九院副院长等职务。曾参与组织中国“东风”“红旗”牌等高级轿车试制工作，为新中国赢得了荣誉；曾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在组织领导特种机械加工工艺研究方面倾注了心血、发挥了关键作用，为突破“两弹”机械制造技术难关作出了重要贡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委员会颁发的《原子弹的突破和武器化》特等奖等相关荣誉。

今年是宋光洲院长诞辰112周年，谨以此文缅怀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从我出生到父亲去世三十四年，但加起来和他老人家断断续续生活不足十二年。1974年随母亲从长春市迁至四川省梓潼县先锋公社(当时六所机关的所在地)。才真正意义上说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之前对父亲认识也是朦朦胧胧很肤浅。来四川前父亲的许多往事都是从母亲那里，以及哥，姐甚至左邻右舍的大人们那里获得的。

(1972年1月“二赵”运动结束后宋光洲回长春在家里和作者宋卫平合影)

1914年7月12日父亲出生在河北阜城县一个叫“宋村”的小村落里。我的爷爷靠木匠手艺养活一家老小。听父亲讲，他本名“宋广洲”，是家族“广”字辈。到北京读高中时自己把名字改为“宋光洲”，到底为什么我也没细问。

年轻时的父亲就励志好好学习，在那动荡的年代，知识救国是他的理想。功夫不负有心人，23岁考上当时的“北洋大学”机械设计制造专业(中国第一所现代化大学，解放后主体改为天津大学)，毕业于西北工学院。

(1941年宋光洲大学毕业照)

父亲一辈子一直以为他就是天津大学毕业的，殊不知解放后北洋大学主体为天津大学，其他许多专业先后并入西北工学院，北航，中国矿业大学及南开大学等等。七七事变天津沦陷，北洋大学被迫西迁，其主支留在了西安成立西北工学院(现为西北工业大学)。这些都是父亲去世后单位写的父亲生平我们才知道的。

(1936年，高中时期与同学在北平西山合影，右一为宋光洲)

大学毕业后，父亲先后在兰州，沈阳，青岛，济南，北京，长春工作。1948年父亲在青岛利用他的特殊身份(齐鲁公司工程师，计划科长)，受朋友之托先后多次收留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在家里免费居住。虽然在阁楼里时常传出发报的声音，实际上父亲明白这些年轻人在做什么。父亲曾和我说过当年国民政府的腐败之极令人憎恨，加之当时共产党也通过各种渠道接触我父亲，希望通过他动员知识分子不要离开大陆，要他们为新中国做贡献，所以父亲从不过问几个年轻人在做的事情。直到青岛解放。1949年父亲准备加入共产党时才如实的向组织做了汇报。经调查，当年住在我家的几个年轻人是青岛共产党地下组织唯一直通延安的情报小组，组织上为了肯定父亲曾为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解放做出的贡献，父亲参加革命的时间定为1948年6月，这也就为父亲晚年“离休”定下关键的时间段。

(1948年5月18日宋光洲与夫人姚竞华在青岛中山公园合影留念)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共和国百废待兴，各条战线意气风发蒸蒸日上。1953年共和国第一个汽车制造厂在长春诞生，我父亲1955年响应国家号召从北京轻工业部调至长春一汽，主要负责质量工作(厂质量室主任)。1956年在第一辆“解放”下线前夕，父亲没日没夜的加班在总装线上，听母亲说父亲每天穿套劳动布的工作服，拎着一个装着饭盒的小布袋。

(不锈钢饭盒，产于19世纪40年代，伴随宋光洲近三十载)

在装配线上和工人师傅一起商量下一步的工作方案，一起和工人师傅在工作台上干钳工。许多不太熟悉的师傅真以为父亲是刚调来的工人老师傅呢！后来才知道是名老技术专家，都感到十分惊讶和敬佩。1958年一汽开始先后研发中国第一代高级轿车“东风”和“红旗”，父亲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研发项目中。一汽当时还成立了“红旗”研发五人领导小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负责质量工作。说句有趣的事，父亲参与轿车研制多年，还从来没坐过国产的大“红旗”。1974年一汽领导知道我们举家离开长春，特意安排一辆三排座大“红旗”送我们一家去火车站，也算圆了父亲一个心愿。

1960年4月父亲作为第一批技术骨干奉调二机部九院工作，开始了他几十年神秘的人生。先是去北京工作了几个月，随后就去了茫茫大草原—青海海晏县，多少年过去我母亲也不知道父亲在干什么。母亲也是民国时的高中生，是明事理的人，父亲不讲她也不问，只知道父亲是在一个保密单位工作，仅此而已。记得1974年我在长春办理转学手续时，班主任李老师曾问我“你父亲单位到底做啥的？”，我天真的想了一下回答:是做枪做炮做子弹的，这也是我当时对父亲单位真实而天真的认识。从东北搬至四川后，我才真正的感觉到了一个完整家的幸福。

(1988年宋光洲夫妇和四个子女在成都家中合影)

虽然山沟的生活枯燥无味，但毕竟我们一家团圆了！从此我才真正的体会到父亲的慈爱和严厉，我生病时父亲骑着自行车沿着崎岖的山路送我去医院。但严厉起来让我也无地自容。一次所办中学为了参加院里中学生运动会，准备购置一批运动服，校长拿着一个信封，里面装着申请报告(父亲当时任六所所长)，我当时还感激校长对我的信任委我重任，但回到家里后父亲却对我严厉的批评。他说:“一切要按照组织原则办事，你有什么资格和权力当通讯员”。事情最后虽然得到了圆满解决，但我也知道了今后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特别是当时父亲是所里行政一把手，我作为子女就更要明白这个道理。

1975年底我参加工作并分配到六所五车间(现在的602车间)学徒。六所的前身就是221厂第一生产部的一部分，这里的老师傅对我父亲都非常的熟悉，从那以后我陆续的听到了许多关于我父亲的一些往事。

221厂刚刚筹建时生活和工作条件非常艰苦，吃玉米高粱和青稞，当时主要工作重心还是在基建阶段，所以许多新分来的大学生还无法开展工作，父亲就把许多大学生派到国内知名大企业去工作去学习，其中派往长春一汽的四个人一呆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后来这四个人都成为了九院的技术骨干，其中有后来担任院常务副院长张录，院科技部部长王云耕。

(2001年作者宋卫平和原九院常务副院长张录在青岛)

后来在四川又陆续派人去长春一汽学习坐标镗床，为以后产品加工质量的保证奠定了基础。

601车间表面处理工段的电镀工匠褚福喜师傅多次和我讲，当年产品生产的关键时刻，你父亲已经是副院长了，仍然来六所生产第一线和工人师傅一起加班至深夜，产品加工完毕且合格后才连夜回院部。那时他已经近七十岁的老人了，为此深受工人师傅的爱戴和好评。

六所的铣工师傅王进忠(曾荣获核工业部劳模)，为了第一代核武器定型和批生产找到我父亲准备把北京第一机床厂已闲置多年的专用铣床买回来，在我父亲的大力支持下，把这台设备运回六所。这台设备为后来的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

(1985年，核工业部表彰劳模大会，九院职工在北京京西宾馆前合影。

二排右二为宋光洲，三排右一为王进忠)

最使王师傅感动的是他和技术员李清华合作研发的球盆式三向向心回转卡具时，顶住了各种困难和压力，多亏了我父亲的亲自过问和批示，课题才顺利完成并荣获国家发明奖。

父亲在家里从来不谈单位和工作上的事情，我们也习惯的在他面前不谈不问，但他对我的要求一直很严格。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掀起求知热潮，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争分夺秒的求知学习，誓把荒废的时光抢回来。父亲知道我的基础差，所以就托人从各种渠道给我买来大量的初高中基础书籍，让我武装自己。数字和物理上我不懂的题目他都耐心的为我讲解，最终我通过全国成人高考，考入院办职工大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工学院足球队在院部参加足球友谊赛后合影留念，前排左二为作者宋卫平)

父亲从来不争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在荣誉和出头露面的事从来都看得很淡。六十年代邓小平同志视察221厂第一生产部时，他让副职出面陪同参观，多年以后我曾问他这么好和伟人接触的机会为什么让给别人呢？父亲严肃的和我说:主管副职比我更了解工作的具体情况，所以让他们去更合适。在221厂工作12年，父亲每到春节放假都是让其他领导回家探亲而自己留在岗位上值班。

1991年父亲去世后院里对他老人家的评价:“在组织领导特种机械加工工艺研究方向倾注心血，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为突破‘两弹’机械制造技术难关做了重要贡献。”1985年父亲荣获《XX弹武器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科工委也为他颁发了《XX武器化》特等奖。此时的父亲只是淡淡的说了句“我只是个代表而已”。

(宋光洲获奖证书，原件收藏于四川两弹城博物馆)

(1985年九院第二次党代会合影，二排右五为宋光洲)

父亲平时话语不多，也很少出门走动，但有几个人例外。一位是邓稼先院长，一位是他大学同学龙文光副院长，一位是陈能宽副院长，几十年的共同信仰和追求，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年221厂五大科研生产部:第一生产部主任宋光洲(负责金属非金属材料及特种材料加工);第二生产部主任钱晋(火工产品加工);理论部主任邓稼先(该部设在北京);实验部主任陈能宽;设计部主任龙文光。钱晋主任是中国著名的火工专家，遗憾的是在那惨无绝伦的“二赵”运动中死在“二赵”骨干打手的脚下。

我清楚的记得每当邓稼先院长，龙文光副院长，陈能宽副院长从北京探亲或出差回到四川我家是他们必来“报到”之处。他们一来我家，我自然就承担起倒茶续水的工作。平时几位严肃的长者，此时谈天说地轻松的聊着近期发生的趣事，不时还发出爽朗的笑声。我清楚的记得有一次邓稼先院长拎着一台“饭盒子”收录机让我给他翻录李谷一的《乡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