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曙新，1954年出生，法学博士，
青岛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2014年退休；
现任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评审专家，
教育部博硕士学位论文评审专家。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时间是一个问题吗？应该不是。凡是了解和关心我国核武器发展史的人几乎都能脱口说出：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而且，这个时间节点有着不可置疑的依据，那就是1967年6月17日当天《人民日报》的套红“喜报”，标题是“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报道文章的第一句话是：“新华社六月十七日讯，新闻公报”；报道中说：“今天，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了”。
看来，这个日子是确切无疑的了。
然而，在中央电视台对原九院（现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杜祥琬院士的采访中，我们又看到在1966年12月28日，也就是半年之前，就曾经有过一次成功的氢弹爆炸了。
杜祥琬院士在采访中说：
“一开始是火球，还真不能看，那个太亮。当时是下午了，既能看（见）火球，又能看（见）太阳。一试验完，中子伽马就过来了，他们测到了，于敏也在现场。我们一看，这就是氢弹，毫无疑义，就是速报肯定了是氢弹。所以朱光亚说，中国掌握氢弹的实际开端，是1966年12月28号。”
这段话说的就是1966年12月28日的氢弹试验，这次试验后来被称为“氢弹原理试验”。
在这段话中，杜祥琬院士表达了这样两个意思：一是从1966年12月28日这次试验的现场数据来说，“这就是氢弹，毫无疑义”；二是通过另一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朱光亚（当时是氢弹试验的技术总负责人）的话说明，“中国掌握氢弹的实际开端，是1966年12月28日”。
既然这次爆炸成功的“就是氢弹，毫无疑义”，因此这一天是“中国掌握氢弹的实际开端”，那么是不是可以说，1966年12月28日是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日子呢？
杜祥琬院士和朱光亚院士都是参加了氢弹研制全过程的科学家，而且朱光亚还是当时氢弹试验的技术总负责人，因此，他们关于“中国掌握氢弹的实际开端是1966年12月28日”的表述，是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的。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中）与“两弹元勋”朱光亚（右）、王淦昌（左）在1966年12月28日氢弹试验现场。
不仅如此，另一个“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原九院副院长陈能宽院士也有过一段更加详细的表述，说：
“第一颗氢弹究竟是什么时候爆炸的，曾有两个版本：一种说法是在1966年12月，一种说法是在1967年6月17日。后面这种公开说得多一点。因为当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出于宣传我们所做的工作等各方面的需要这样说，我们完全拥护，也理解。两弹一星功勋授奖的时候，江泽民总书记把两个都提到了。1966年底那一次是氢弹原理试验（原理探索，把数据搞清楚），是在塔上爆的，叫塔爆。假如算这一次的话，从第一个原子弹试验到氢弹爆炸，实际上用了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报纸上一般采用第二种说法，即两年零八个月）。实际上第一次虽说是塔爆，但等于我们已掌握了氢弹。不过，它没有上百万吨或两三百万吨的当量，只是一二十万吨的当量。作为科学技术，那是中国第一次氢弹试验，我觉得这是有科学依据的。不仅如此，这也和美国、英国、苏联的说法一致，他们所讲的第一颗氢弹不一定都是要用导弹、飞机运载的，也有是在塔上或者在大船上爆炸的。”（《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68页）
在这段话里，陈能宽院士讲了这样几层意思：
第一，他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1966年12月”，一种是在“1967年6月17日”。
第二，关于第一种即1966年12月的那一次，他认为“虽说是塔爆，但等于我们已经掌握了氢弹”，因为美、英、苏三国讲他们第一颗氢弹的爆炸，也同样是在塔上或者在大船上爆炸的，而不是导弹或飞机运载的。
1966年12月28日氢弹试爆的塔架
第三，尽管1966年12月这一次氢弹爆炸的TNT当量较小，“只是一二十万吨的当量”，而不是“上百万吨或两三百万吨的当量”（1967年6月17日那次是330万吨TNT当量），但是“作为科学技术，那是中国第一次氢弹试验，我觉得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1966年12月28日氢弹爆炸的蘑菇云
第四，关于第二种说法即把1967年6月17日那一次说成是“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背景下，“出于宣传我们所做的工作等各方面的需要这样说”，也就是说，这种说法在政治上的考虑多一些，对此，他表示“完全拥护，也理解”。但是，如果从科技角度而言的话，他更倾向于前一种即1966年12月的时间。
显然，在这段话里，他比朱光亚和杜祥琬表达得更加清楚，那就是1966年12月28日的这次核爆“是中国第一次氢弹试验”。
为了进一步搞清这一问题，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得出了下边三点结论：
第一，陈能宽是多次参与组织核爆试验的技术负责人之一，作为当事人和知情者，对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时间节点提出的说法，完全具有资格上的权威性、科学上的依据和说服力。
据《陈能宽年谱》记载：陈能宽在“1965年9月参与组织氢弹研制攻关”，“1966年12月组织九院作业队，参加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12月28日，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成功”。“1967年6月组织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这些记述说明，陈能宽参与组织了1966年12月28日和1967年6月17日两次氢弹试验的全过程，因此对这两次氢弹试验如何进行定性是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的。
关于陈能宽参与领导1966年12月28日氢弹试验时的细节，华欣生、张寿齐、李幼平等参与者还有具体的记述说：
“1966年底，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氢弹试验，这是一次重要的氢弹原理塔爆试验，陈能宽副院长与其他院领导亲临戈壁滩，逐一技术把关。他们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走遍工作场区、测试工号，攀上铁塔、钻进野营帐篷，与参试的科技人员、工人与部队指战员同甘共苦，成功地实施了被新华社公告称之为新的核试验。”（见《陈能宽院士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原子能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这段记述的作者不但作为当事人和知情者，记述了陈能宽参与组织1966年12月28日氢弹试验的过程，而且还提到新华社把这次氢弹试验“称之为新的核试验”，这句话中“新的核试验”（《人民日报》的表述是“新的核爆炸”）很是耐人寻味，可谓是辞微旨远——既然是“新的”，自然就不再是原子弹，那么言下之意就已经指的是氢弹了。
1966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报道
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是“两弹”研制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回忆中说，氢弹试验过程中进行了三次试验：
“第一次是检查热核材料性能，验证我们对热核材料性能的理论计算是否与实际符合；第二次是验证理论设计是否可行，即我们是否真正掌握了氢弹原理，这实际上就是一次氢弹试验，只是热核材料装料少，当量小而已；第三次则是全当量的氢弹试验。”（见刘西尧《我国“两弹”研制决策追记》）
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
刘西尧这里说的三次核试验，其中第二次就是1966年12月28日这一次，第三次是1967年6月17日那一次。他认为，1966年12月28日的试验，“实际上就是一次氢弹试验，只是热核材料装料少，当量小而已”；而1967年6月17日的试验则在理论方案和设计原理上完全相同，只不过增加了当量，是一次“全当量的氢弹试验”。他的这种论述，印证和吻合了陈能宽院士关于1966年12月28日的核试验“虽说是塔爆，但等于我们已掌握了氢弹”的说法。
第二，“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之一、原九院副院长、在氢弹研制过程中立下首功的于敏院士，也认可1966年12月28日的核试验是一次成功的氢弹爆炸。
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于敏写道：
“1966年12月28日就完成了氢弹原理试验。在我国核武器发展史上，这是一次很关键的试验。通过这次试验，我们掌握了氢弹原理。当确认几个关键物理量的测试结果数据与理论预估一致时，试验现场一片欢腾。”（于敏《艰辛的岁月时代的使命》）
在另一篇文章中，于敏写道：
“我们和他领导的核测试室多次合作发展完成国家热测试任务。其中最令人激动的一次是1966年12月28日的‘629’。‘629’的目的是检验当时我国掌握的氢弹原理是否正确，技术途径是否可行。这是我国氢弹最重要的一次试验。……在实验现场，大家听了激动人心的速报。他们满怀信心地肯定这是氢弹。其后的各种实验结果也都肯定我国突破了氢弹。”（见《走近唐孝威（续集）》，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211页）
这两段话中，于敏院士把1966年12月28日的这一次氢弹试验称为“在我国核武器发展史上，这是一次很关键的试验”，“这是我国氢弹最重要的一次试验”，“各种实验结果也都肯定我国突破了氢弹”，说明在于敏看来，这一次试验已经实现了氢弹爆炸成功的结果。
于敏院士（左）与陈能宽院士（右）
《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于敏》一书则更加明确写出了对1966年12月28日这一次氢弹试爆的定性，说：
“这次试验的核装置，按照氢弹的三要素原理、材料与构形来分析，已经是一颗名副其实的氢弹。只是为了对它的爆炸过程进行更好的测量，试验采用塔爆方式，这样，威力不能太大，故意降低了威力。氢弹原理突破后，我们就已经掌握了设计氢弹的诀窍，也就已经有了设计各种威力的氢弹的自由。”
这段记述里有三句话很有寓意：（1）1966年12月28日试爆成功的这颗氢弹“已经是一颗名副其实的氢弹”；（2）这次试爆成功说明我国“已经掌握了设计氢弹的诀窍”；（3）这次试爆成功说明我国“已经有了设计各种威力的氢弹的自由”。这三点都表明了这是一次成功的氢弹爆炸。
《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于敏》一书还说：
“这次试验的成功，向世界昭示：中国已掌握了氢弹原理，氢弹制造中的关键科学技术已经获得解决。它是我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使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之后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制造技术的国家。”（《中国当代著名科学家·于敏》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这段话里提到，1966年12月28日的这一次氢弹试爆“是我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使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之后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制造技术的国家”，充分说明我国第一颗氢弹已经爆炸成功了，接下来的工作只是增加“威力”的问题了。
第三，当年参加核试验的科技人员在论述“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邓稼先、王淦昌等人对核武器的业绩时，也是把他们参与组织领导1966年12月28日的这一次核试验作为他们的重大贡献。
例如，参加了这次核爆试验的周创志在《王老与氢弹》一文中说道：
“1966年12月28日，我国成功进行了检验氢弹原理的核试验。为了对氢弹爆炸过程进行尽可能详细的测量，像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一样，这次试验也是采用塔爆进行。因此，爆炸威力不能太大，是一次减威力试验，实测的威力约为12万吨TNT当量。可以这样说，这时我国的氢弹研制已经成功了。1967年6月17日所进行的是我国第一枚氢弹的全当量试验。”（杜祥琬主编《 纪念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文集》[M].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2010.01，第403页）
这篇文章说的“像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一样，这次试验也是采用塔爆进行”，这句话很有寓意。也就是说，1964年10月16日在塔架上试爆的原子弹，被称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么，1966年12月28日在塔架上试爆的氢弹，也就同样可以称为是“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何况美、英、苏等国的第一颗氢弹也是在塔上或大船上爆炸的。所以文章确定地说：“这时我国的氢弹研制已经成功了”。
另一个参加了1966年12月28日核爆试验的科技人员陈君泽在回忆中记述：
“第二次塔爆成功（指1966年12月28日氢弹试爆，第一次塔爆指的是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重大意义在于证明我们氢弹原理设计已经成功。从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成功的1964年10月16日到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我们仅仅花了两年零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第二次塔爆的成功，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陈君泽、龙守谌主编《 “零时”起爆——罗布泊的回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4页）
这段记述中再次将1966年12月这次氢弹爆炸成功称为“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其中寓示的含义是这次核试验实现的是研制氢弹的质的飞跃，即质变；而后来在1967年6月17日所进行的氢弹试验，则是在当量上的提升，即由12万吨TNT当量增加到了330万吨TNT当量，这应当属于在前一次基础上的量变了。陈能宽院士所强调的1966年12月28日这一次“作为科学技术，那是中国第一次氢弹试验，我觉得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其含义也正在于此。
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杜祥琬院士还说过一段话。
他说：
“现在大家知道1967年6月17号是氢弹爆炸（成功的日子），但是在这之前很重要的就是1966年年底的氢弹原理试验。当时给我的任务就是去调研，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氢弹，不清楚。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两年两个月，就是到这个氢弹原理实验，作为中国掌握氢弹的实际开端。如果算到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是两年零八个月。”
在这段话里，杜祥琬院士除了强调1966年12月28日的氢弹试验是“中国掌握氢弹的实际开端”之外，又表达了一层意思，就是我国“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两年两个月”，这跟前面引用的陈能宽院士所说的“从第一个原子弹试验到氢弹爆炸，实际上用了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意思是完全相同的。如此来说，厘清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的时间是在1966年12月28日，这就比通常所说的如果把1967年6月17日作为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日子，那么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是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又往前提了半年，即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
这样来表述的话很有意义，能够更加体现出我国核武器研制者的聪明才智是多么了不起，更加体现出我国核武器研制单位所作出的贡献有多么伟大了。（文章引自曙光初照902）
文 稿：张海月
初 审：魏 静
复 审：贾明理
终 审：刘风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