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奉献，叫爱国奉献；有一种情怀，叫家国情怀；有一种故事，叫中国故事。两弹城故事会为您讲述两弹一星的故事。

第二节  受益于父母人格的熏陶

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与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祖籍都是安徽，是多年至交。邓以蛰在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任教时，他们在清华园里又成了邻居，因此关系甚好。

1935年，邓稼先考入志成中学，与比他高两级的杨振宁成了好朋友。后来，二人又先后进人北平西单绒线胡同的崇德中学，友情得到进一步加深。

崇德中学是英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十分注重英语教学。邓稼先自幼便跟父亲学英语，八九岁时已可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进入崇德中学之后，他的英语成绩在班里是出类拔萃的。他的数学、物理成绩也相当优异，得到很多老师的青睐。

“七七”事变的爆发，结束了邓稼先欢乐的少年时光。端着长枪和刺刀的日本侵略军很快进入了北平城。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师生大多都撤往了西南，校园里一片空寂。此时邓稼先的父亲身患肺病，咯血不止，全家不得不滞留下来，在西单附近租房暂住。

北平沦陷后，北平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此起彼伏，强烈的民族屈辱感也不断地激发着邓稼先的爱国热情。受此影响，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讨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由于崇德中学是英国人所办，在英国没有参战之前日军不敢贸然令其停办，所以邓稼先又继续读了两年书。

1937年9月，邓以蛰的一位朋友投靠了日伪政府，领取日伪的薪饷，过着相对较好的日子。邓以蛰考虑到这位朋友也是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而为之，也就宽以待之。可是，这位朋友却夹着伪政府的公文包来到了邓家，邓以蛰很不高兴。那天，邓稼先正在家复习功课。那人进屋不久，他便听到父亲大声质问道:“你是干什么来的?身为中国人，你怎能做出这种勾当?你出去，这里不再欢迎你!”那人只好狼狈不堪地夹着公文包溜走了。

邓稼先第一次见父亲发这么大的火，他心里既害怕又心疼，便小心地问道:“爸爸，为什么这样不高兴?”邓以蛰余怒未消，大声说道:“真是一个不知羞耻的东西!他竟然举荐我到伪政府里去做事。这种人拿了人家的钱，就给人家当走狗。忘了自己是黄皮肤、黑眼睛，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喝的是中国人的水，列祖列宗的脸都被他丢尽了!”

日占时期，邓稼先常和一些进步同学在一起，他们阅读进步书籍，谈论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向往着和平与安宁的大同世界。他们相互影响，彼此鼓励，思想渐渐成熟起来。

为了彰显日本侵略者的侵略特权，日本宪兵队规定，凡是中国老百姓从日本哨兵面前走过，都必须向“皇军”行鞠躬礼。“中国国土虽然沦陷，但是中国人的民族尊严不可辱!”这让像邓稼先一样血气方刚的少年义愤填膺。每天上下学，邓稼先宁肯绕路走，也不在日本侵略者面前点头哈腰。

不久，邓家又发生了一件事，给邓稼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0年，北平市日伪当局为“庆祝皇军胜利”，下令全体市民和学生举行游行与庆祝会。邓稼先所在的学校也不能幸免，被迫组织学生参加这一活动。开会时，会场上戒备森严，全体市民与学生像一群羊羔一样被困在会场上。邓稼先满腔怒火，却得不到发泄。散会时，他再也忍不住了，愤怒地将手中的纸旗扯得粉碎，并狠狠地说:“这简直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邓稼先的举动被日伪安插在学生中的狗腿子发现了他们立即把邓稼先告到他所就读的中学，要求严肃处理。

巧合的是，这所中学的校长是邓以蛰的朋友。得到消息后，校长匆匆赶到邓宅，向邓以蛰讲述了整件事情的经过，然后忧心忡忡地说:“邓先生，稼先的事情我只能搪塞一时，如果没有处理结果，恐怕日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到那时可就不好办了，得尽快想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呀。

这突如其来的事件，使毫无准备的邓以蛰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求教于这位朋友:“这件事我也不知如何是好，还是请仁兄帮我拿个主意吧。”“依我看，硬顶肯定是不行的，藏起来也不是长久之计，还是赶快想办法让稼先离开北平吧!”邓以蛰想了一下，说道:“多谢仁兄指点，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

校长刚走，邓以蛰急忙把全家人叫到书房，一起商议邓稼先的事。按照邓以蛰的提议，由已经读完大学的长女邓仲先带着弟弟邓稼先到大后方昆明去。当时，北大、清华等大学都迁到了那里，而且邓以蛰在那里也有许多老朋友可以互相照应，这样既安全又不耽误邓稼先读书。

节选自《邓稼先的故事》

讲述人：袁慧敏（四川省梓潼两弹城红色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宣教部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