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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颠沛流离的大学生活

不久，邓仲先和邓稼先姐弟俩便踏上了前往昆明的征程。两个从未离开过家的孩子带着沉甸甸的母爱，告别父母、弟妹，踏上了旅途。当时日本人占领了北平，要乘火车前往昆明困难重重，只能从天津港乘坐“津江号”货轮南下。

经过几十个小时的漂泊，邓稼先与大姐邓仲先到达了旅程的第一站一一上海。按照父亲的安排，姐弟俩住在父亲的老朋友胡适先生的家中。很快，姐弟俩又从上海乘船南行，经香港绕道越南，然后经过河内，再从老挝进入中国云南境内。他们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终于到达了昆明。

汤用彤教授是邓以蛰的好友，得知邓稼先姐弟要来昆明，早已安排好他们的住所。在邓家姐弟到达昆明后的几天里，父亲的一些好友和同事杨武之、张奚若、闻一多等教授纷纷来看望他们。

张奚若教授一进门便高声说道:“听说又来了两个小难民，快过来让我看看。”他边说边拉过他们来，端详了好阵子，哈哈笑起来，说道:“这两个小难民长大了，比起前几年，个子都高了一大截。不过两个小难民能够平安到达昆明，真是幸运啊!虽然身上土多了一点，鞋袜破了一点，可比你闻伯伯强多了。”

邓稼先好奇地问道:“闻伯伯怎么了?”

张教授指了指闻一多说:“他呀，是随学生从长沙步行来昆明的。”

“步行，那要走多久啊?”邓稼先惊讶地问道。“2月初从南岳动身，到昆明正赶上端午吃粽子。”闻一多笑着说。

这话勾起了张奚若的兴致，他接过话茬说:“你闻伯伯刚到昆明那天，我还以为是从哪里来的癞头和尚呢!长发过耳，胡须满腮，走路一瘸一拐的，我还没看清是谁呢，他倒先开口说话了…”

“先生，讨一口水喝---行吗?”闻一多拖着长音学着。满屋子的人都被闻一多的幽默风趣逗笑了，也对闻一多的乐观和勇气十分钦佩。

长辈们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使邓稼先的精神为之一振，一路上的奔波劳累也随之烟消云散了，等待他的将是一个崭新的天地。

不久，邓稼先与大姐邓仲先来到四川江津，投奔了四叔。之后，邓稼先成了江津九中高三的一名插班生。

1941年秋，邓稼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西南联合大学是一所特殊的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昆明之后联合兴办。学校的校舍是简易房，全是统一的铁皮屋顶，黄色墙壁。校舍里整齐地排列着乌黑发亮的桌椅，墙上悬挂着联大校徽和校歌，安静而肃穆。

学校地处昆明市郊，附近是一片起伏不平的丘陵。当时物理系仅有5栋平房，教学条件非常简陋，但实验室、资料室、教研室一应俱全。

这所学府里聚集了诸多著名教授，在抗战期间闻名全国，可谓是名师荟萃。其中有为证实康普顿效应作出贡献的吴有训，有参加测试普郎克常数的叶企孙，有证实正电子存在的赵忠尧，有涡旋力学权威周培源，还有吴大猷、王竹溪、张文裕、饶裕泰等许多著名学者。

西南联合大学的教学质量非常高，对学生的学业要求也十分严格。因此，这所学校虽然仅存在了8年，但在战乱之中仍然培养出了一批举世瞩目的杰出人才，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这恰好印证了梅贻琦的观点“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后来的调查表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至少有20人出自西南联大物理系。远近闻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就是从西南联大毕业的。

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邓稼先得到了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的教诲，学习成绩一直十分优异。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让整个中国沸腾起来，也鼓舞了无数国人奋发图强。也正是在这一天，邓稼先顺利拿到了西南联大物理系的毕业文凭。

1946年，邓稼先历尽千辛万苦，从大西南辗转回到了他阔别6年的北平，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双亲身边。久别重逢，邓稼先的父母欣喜万分，晚上便在庭院那棵大槐树下，为他举办了接风晚宴。

那天夜里，邓稼先发现父亲老了许多，但依然精神矍铄。第二天早饭后，父亲坐在书房的桌案前，像往常一样读书、著作。这让邓稼先想起了父亲常说的话:“我们没有理由浪费任何一寸光阴，因为无限的时光都包含在自己的有限生命之中。珍惜生命，必须从此时此刻开始。这样此时此刻才可以成为永恒。”

邓稼先从小就看见父亲经常伏案著作，对父亲的书斋怀有深深的敬意。在他心目中，那一排排摆满各式版本书籍的高大书橱，就像是翻卷的书浪，在茫茫无涯的知识海洋中翻滚，吸引着他。人们都说他是读书最多的学者之一，父亲大概已经将这些知识都装进了自己的脑海里。

不久，邓稼先成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助教，那一年，他刚满22岁，是北大最年轻的助教。在此又遇好友杨振宁。

节选自《邓稼先的故事》

讲述人：杨梓婷（四川省梓潼两弹城红色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宣教部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