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奉献，叫爱国奉献；有一种情怀，叫家国情怀；有一种故事，叫中国故事。两弹城故事会为您讲述两弹一星的故事。

照片拍摄于1949年美国芝加哥大学

左起：杨振宁  邓稼先

第四节 与杨振宁的深厚友谊

杨振宁祖籍安徽肥西县，他比邓稼先大2岁，有着与邓稼先类似的身世，其父杨武之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同乡的情谊，同事的扶持，相同的经历，使得邓以蛰和杨武之交情甚笃。孩子们延续了父辈间的友谊，从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长大后，邓稼先和杨振宁都在崇德中学读书，很快，两人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杨振宁天资聪颖，才思敏捷；邓稼先也很聪明，但与杨振宁不同的是，他性格更为沉稳，真诚可靠，待人忠实厚道。因此，他们一个是公认的“机灵鬼”，一个则以待人忠厚而赢得了“邓老憨”的绰号。

这两个朋友在一起，互相学习对方的优点，彼此纠正对方的缺点，还时常讨论一些时事问题和学习问题。在课余时间，他们常常形影不离，或是趴在地上玩弹球，或是在墙边以手代拍，模仿壁球游戏，或是在一起谈天说地，甚至还比赛爬树。两人相处时，常常是杨振宁指手画脚，口若悬河，邓稼先则面带微笑，洗耳恭听。

杨振宁常以大哥哥的身份关照邓稼先。受杨振宁的影响，邓稼先对数学、物理等课程的兴趣也越来越浓，渐渐迷上了神秘的数学王国。两人经常一起看书、讨论问题。这两位情投意合的校友，自少年时代便树立起了远大的理想。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曾问过邓稼先，小时候为什么爱和杨振宁玩？他的回答让人感动，“因为杨振宁从来不欺负人”。

好景不长，邓稼先和杨振宁无忧无虑的学校生活很快就被日本侵略者的枪炮声打破了，杨振宁随家南下，迁往昆明。邓稼先则因父亲邓以蛰患肺结核咯血不止，只好留在北平。

后来，当邓稼先考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时，他的好友杨振宁已是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三年级的学生了。邓稼先喜出望外，久别重逢后，两人经常见面切磋学业，交流心得，畅谈知心话。接下来的三年，两人一起在联大同系学习，彼此帮助，互相鼓励。

尽管昆明为抗战后方，但日军的轰炸机也经常轰炸昆明。那时，“跑警报”成了西南联大师生的重要生活内容。每当空袭警报响起，师生们便纷纷奔向郊外的防空洞。每次杨振宁总是拉上邓稼先，结伴躲进防空洞或是田埂下，无数次躲过了日军的狂轰滥炸。

战争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却扑不灭热血青年救国求学的热情，在日本战机的狂轰滥炸下，这两个未来的科学巨星仍继续谈论光彩夺目的复杂的原子世界。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杨振宁考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邓稼先大学毕业后则回到北平，于1946年受聘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担任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时年22岁的邓稼先，风华正茂，在学校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成为师生们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年轻的邓稼先不论穿传统的长袍，还是穿时髦的西装，都透出一种睿智、精明与帅气。他的儒雅，极富魅力的举止谈笑，清晰透彻的论述，吸引了不少学生前来听课；加上他和蔼可亲的态度，对学生平等相待，很快便赢得了学生们的好感和尊敬。

可惜，好景不长，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政治黑暗，特务横行，经济凋敝，通货膨胀，老百姓饥寒交迫，莘莘学子难以静心攻读。不久，“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般地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

早在西南联大时，邓稼先就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是当时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作为“民青”组织的骨干，邓稼先勇敢地站在了这场斗争的最前列。他投身到北京大学“讲助会”的工作中去，募集了大量钱款和物资援助贫困学生。

当年北京大学的“民青”组织，在举行集会时经常以音乐作掩护。在父亲的支持下，邓稼先把父亲的手摇留声机搬进教师宿舍，在音乐的掩护下，怀着一腔报国热情的邓稼先和他的青年朋友们，议论时局，抨击时弊，学习马列的著述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深刻见解，为这群热血青年指明了方向，尤其给了邓稼先以新的启示。他意识到，要建设一个政治上独立、经济上繁荣、文明先进的新中国，必须努力学习现代文化，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

产生了这样的意识后，邓稼先决定留学美国，去学习新知识，为建设未来的祖国积蓄更加强大的力量。1947年，邓稼先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

离开北平前，面对灾难深重的百姓，心情沉重的邓以蛰叮嘱邓稼先说：“稼先，你此次到了美国，要珍惜这个大好的机会，发愤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明日之强盛，要靠科学。”邓稼先望着父亲因患肺病而变得异常苍白的面孔，紧紧地握着父亲那枯瘦如柴的手，紧咬着嘴唇，连连点头：“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辜负父亲对我的期待 . . . . . ”

在赴美之前，邓稼先还写信征求了已于1945年赴美求学的好友杨振宁的意见，问他到美国哪所大学就读较为合适。经过仔细斟酌，杨振宁建议邓稼先到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进修。一是此校离芝加哥很近，杨振宁可帮助邓稼先申请到该校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许可，并且两人能经常见面；二是普渡大学理工科水平很高，排在美国理工大学的前10名之内，而且收费较低，经济上易于保证。

邓稼先采纳了杨振宁的建议。在赴美这件事上，杨振宁帮了他不少忙。例如，冯克兰先生就曾说过，杨振宁在物质上帮了邓稼先。冯友兰曾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1948年在给身在美国的儿子的信中说：“现在朋友中的子弟出国成绩最好的是杨振宁，他不但成绩好，而且能省下钱来帮助家用，又把杨振平也叫去了，又帮助支付邓稼先的费用。”冯友兰教授是杨、邓两家的故交，他的这封信中证实了杨振宁对邓稼先的帮助。邓稼先也曾多次对许鹿希说过：“杨振宁对我们家是两代的恩情啊！”

两年后的暑假，怀着对友人的思念，邓稼先来到芝加哥，与杨振宁、杨振平相聚。三人挤在刚刚租来的一间房子里，一起煮饭、游玩、散步、聊天，重温儿时的美好时光，探讨学术上的问题。后来，邓稼先回忆说，“这是他们在美国时间最久、玩得最尽兴的一次聚会。”杨振宁不失时机地拍下了那动人的瞬间，留作永恒的纪念。在杨振宁和邓稼先的家里，至今仍保存着当年他们合拍的那张照片，成为他们深厚友谊的永恒见证。

取得博士学位后，杨振宁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应聘工作。后来，他与在美国留学的杜聿明先生的女儿杜致礼邂逅，并结为伉俪，在美国定居，从事理论物理的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邓稼先那个时候正在撰写博士论文。他很早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出国留学前，他曾经对跟自己要好的地下党员朋友说过，学成一定回国。无论他在哪里，做着何种工作，他的心都是中国心。

1950年邓稼先回国后，他与杨振宁就分开了，从此他们只能靠书信与偶尔的电话保持联系。

节选自《邓稼先的故事》

讲述人：汤如相（四川省梓潼两弹城红色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宣教部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