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所呈现的是一个青岛小学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写的书信原件,信是写给在青海核武器基地工作的父亲的。从一封封散发着稚嫩气息的书信中,不但表达出了一个孩子对父亲的天真亲情,同时也展现出了第一代核武人创业时期的一段真实历程。今年,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六十周年,我们也借此把父辈们开创基业的经历记录下来,让历史能够记住第一代核武人为我国两弹事业所作出的奉献,让“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的两弹精神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1962年2月,父亲带着大弟弟东来从青海回来了。父亲那时候每年有一次探亲假,都是放在春节期间使用,回青岛来和家人一起过年。
这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了。
我和大弟弟从小一起长大,他从小个子长得快,每次一起出去,别人都以为我俩是双胞胎呢。这一次离开了整整一年,小哥俩见了面格外亲热。

我最想问他的问题是,你到了天安门,怎么不进去见见毛主席?——这句话,是接到爸爸来信中寄来的他俩在天安门前的照片,我存在心里一年了的问题。那时候的我,一直天真地以为毛主席住在天安门里边呢。
他的回答是听爸爸说,天安门里边是故宫,不是毛主席住的地方。至于毛主席住在什么地方,爸爸好像那时候也不知道。
尽管如此,我还有邻家孩子们也都觉得,他去过北京,这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他还跟我讲了一些去西宁路上和到了西宁(221厂)以后经历的故事,说他在那里也认识了一些小朋友,并说了几个最要好的小朋友的名字。
父亲结束探亲假,又告别家人去西宁了。这一次,他是自己走的——他一去就是一年,大弟弟要在这一年9月入学上一年级,不能再跟着他去了。
下面是这一年里我给他写的三封信。
第一封:1962年6月12日
这一天给父亲写了两封信,一封是我自己的,一封是替大弟弟写的。
先看我自己的一封:

爸爸:
你上西宁2个多月了,我也么(没)给你写信,因为我学习很忙。我学习很好,语文考了100,算术也是100。我在组来(里)学习当小组长。我在家来(里)听妈的话,不和东来、巾国(帼)大仗(打架)。妈做饭,我看着东升。
大头蓝的花开了2朵,小园(院)的花长的(得)很好,我给你浇花、端花。我领着东升看小鸡,东升长成小胖子了,很皮了。我和东来都长了三寸(公分)了。爸爸我很想你了。我过六一吃并(饼)干、吃糖。等你春节回来咱们一块玩。我一定学习劳动。我快放假了,我快考试了,我一定考100分。我今后一定给你写信。
1962年6月17日
李东华
信里第一句便说:“你上西宁2个多月了,我也么(没)给你写信。”记得父亲临走前,反复叮嘱叫我给他写信。可是,自从他走之后,我却一直没有写。直到他来信又提到此事,母亲给我念了他的信之后,我这才提笔写了这封信,并且接着找理由说,“因为我学习很忙”。现在想想,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就给布置写信这样的任务,也是够难为的事呢。
“我学习很好,语文考了100,算术也是100。我在组来(里)学习当小组长。”——我因为上幼儿园时已经学了不少一、二年级的课程内容,所以上学以后一点也不费劲,次次考试100分都很轻松。可是,因为上课不好好听讲,老是自己在下面做小动作,属于不遵守纪律的一类,所以当不上班干部,只能当个“小组长”,这个小组长还不是班级里那种一道杠的组长,而是家庭作业小组的小组长——我们那时候只上半天学,下午是居住相近的同学组成一个家庭作业小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组长。不管咋说,这大小也是个好表现了,赶紧给父亲汇报一下。
“我在家来(里)听妈的话,不和东来、巾国(帼)大仗(打架)。”——这里说的“打仗”,在青岛话的含义里也包括着吵架,就是我作为一个哥哥,要让着弟弟妹妹——这也是父亲给我提出的要求之一。并且,在母亲下班回来以后,“妈做饭,我看着东升”,就是要看护好小弟弟东升。那时候,小弟弟一岁多,每天母亲上班时带着他去上托儿所,下班带着他回来就让我和大弟弟看着。
“大头蓝的花开了2朵,小园(院)的花长的(得)很好,我给你浇花、端花。”——父亲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养花,并且很善于养花。我们家那时在青岛住的是那种日本人留下来的房子,前后都有木栅栏围起来的院子。父亲去青海之前,曾在前院种了一棵无花果树,还养了很多盆花。他走之后,就把给花浇水,晚间把花盆端回屋的任务交给了我们。所以,在写信的时候,汇报养花的情况是一项重要内容。
种花养花是父亲一生的爱好。退休后,他有了充裕的时间,种花养花的规模越来越大。最初在干休所住在三楼,花盆在阳台上摆放了好几层。后来搬到科学城七区,专门向社区申请,在楼下的绿地中辟出一块地给他做花圃,他每天都要在这里劳作一上午,种养的鲜花不但品种繁多,姹紫嫣红,而且四季常开,成了过往行人驻足拍照的一个小景点。

父亲晚年每天都要在楼下的小花园中劳作半天,一直到90岁以后才停歇下来。
“我领着东升看小鸡,东升长成小胖子了,很皮了。”——小弟弟东升这时已经一岁多了,长得很可爱,嘟噜着两个小腮,显得胖乎乎的,而且很调皮。我们邻居家的院子里养着一群小鸡,他特别喜欢看,不仅喜欢看,还喜欢去抓,有一次我没看住,他给人家抓死了两只。好在邻居家的阿姨喜欢他,没有多加责备。

“小弟弟长成小胖子了”
小弟弟在当时的条件下之所以长得还挺胖,这得益于他出生后的一年里,大弟弟跟着父亲去了青海,而把粮食定量留在了家里,这样母亲就可以用大弟弟的定量去购买一些给小弟弟吃的食品,使得小弟弟的营养还能跟得上,这才长成了一个小胖子。
”我今后一定给你写信“——这件事也很重要。父亲临走的时候,曾非常严格地把写信这件事强调了又强调,但是作为一个孩子,一则写起来费事,二则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往往很久才写一次,这就会受到他来信的批评,于是检讨不写信,保证今后一定写信就成了信里的一个内容。
长大以后,读了杜甫“家书抵万金”的诗句,才终于明白了父亲一再强调叫我们写信的心情。他离家千里在青海高原,为了尽早爆响代号为“596”的第一颗原子弹(他们那时也称之为“争气弹”),曾吃了很多苦。他们那一代核武人,各种艰难困苦都能咬牙克服,这其中最大的苦,还是远离家人的思念之苦。在那样的日月里,能接到家里的来信,特别是孩子用稚嫩的笔触所写的信,是他心里最为期盼和欣慰的事情。我后来想,当他在读信的那个时刻,应该是把一切的艰难困苦都忘却脑后了吧。
再看替大弟弟写的一封:

爸爸:
我不回(会)写信,叫东华哥哥给写。我很想你了,东来想西宁那些小朋友,高国成、王立、□□、金得、王群。我想你了。东来在家里听妈的话。我看子(着)东升。东来成天用(赢)卡巴,用(赢)了一大些卡巴,一共用(赢)了100多个。吃一大些饭,不□□了。向东华哥哥学习。爸爸我想你了。
1962年6月17日
李东来的
这封信是大弟弟口述的,他那时候还没上学,所以让我来帮他写下心里想说的话,其中多次说“想爸爸了”,表达了对爸爸的思念之情。另外,他还表达了去年在221厂结交的五个小朋友的想念,他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叫高国成、王立、金得、王群(有一个字迹已经看不清了)。这几个当年的小朋友,现在也都是奔七的人了,不知道他们现在都在哪里,希望他们能够看到这篇文章。
“东来成天用(赢)卡巴”——“卡巴”是青岛人的叫法,指的是一种用纸折叠起来的正方形纸牌。

“卡巴”就是这个样子的一种纸牌,我们小时候更多的是把旧作业本的纸撕下来,往往是两三张纸合在一起折叠而成,越厚的“卡巴”越有“战斗力”。
大弟弟东来这时处在上小学之前,没有学业负担,可以放心出去跟小朋友玩耍。摔“卡巴”是孩子们最喜欢玩的一种游戏,方法是两个人各拿出来一张“卡巴”,然后“将军宝”(剪刀包袱锤),谁输了就把“卡巴”放在地上,另一个人则用自己的“卡巴”往地上那只“卡巴”的身上摔,靠一种砸(击打)的力量把地上那只“卡巴”打翻,这跟我们后来玩三角烟盒,是往地上那只烟盒的旁边摔,靠着扇动的风力把地上的烟盒掀翻是完全不同的。
大弟弟赢了很多“卡巴”,有100多个,这么多的“卡巴”好干什么呢?那时候家里的火灶和炉子生火,都要先用废纸点火,然后再添柴禾和煤炭,这些赢来的“卡巴”大部分就成了家里的点火纸,只有少量留下来再出去继续跟小朋友玩耍。
第二封:1962年7月14日

爸爸:
我现在考完试了,我语文算术都考到100分了。爸爸我现在放假了,我作业一定能做好。东升打了个花盆。
东来用(赢)卡巴,就是好摔的牌,是四方块的卡巴,用(赢)了一抽提(屉)多,卡巴的数是170个。
1962年7月14日写
李东华写
这封信显然是一年级学业结束,已经在放暑假了,所以先汇报期末考试成绩——语文和算术都考了100分。然后表示,要做好暑假作业。
养花的事很重要,打碎花盆很严重。不过,这件事不赖我,是小弟弟打的。当然,这也不能赖小弟弟,他刚一岁半,正在蹒跚学步,走不稳碰掉花盆也属正常,虽说打坏花盆还是挺心疼的。
大弟弟上封信曾提到,他赢了100多个“卡巴”。这次我又把这件事告诉爸爸,而且这次他赢的更多了,达到了170个,满满的一抽屉,给家里赢得了充足的点火材料。
第三封:1962年11月6日

亲爱的爸爸:
我上二年级,东来也上学了,我们都学到了不少知识。爸爸我也想您了。东来也会写字了,也会写信了,东来考到了不少5分,东来不但会写大小多少,还会写毛主席万岁,还会写首都天安门了,我很高兴,爸爸您放心吧,我一定帮着他学习。东升也会叫爷爷奶奶了,还会叫哥哥姐姐了,也会说一二一了,东升长的(得)很好玩了。我还会吹苗(笛)子了。
爸爸你的花已经叫我爷爷拿到屋子里了。爸爸,东来也写的(得)字很好,请您放心吧。
1962年11月6日
李东华写
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是个二年级的小学生了,很明显信中的错别字少多了,字体也工整多了,抬头的称呼前还会用“亲爱的”,信中的称呼还会用“您”了。
大弟弟东来这时已经入学上一年级,这件事成为这封信中的主要内容,先说他考了不少5分(刚入学两个月还没有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是按5分制),然后反复说大弟弟会写不少字了,特别是会写“毛主席万岁”、“首都天安门”了,而且字写得很好,请父亲放心。
小弟弟东升这时是1岁9个多月了,已经会叫人、会说话了,这么大正在学走路学说话的时期,每天都有新的进步,所以我们都觉得他“很好玩”。
“我还学会吹苗(笛)子了”——我记得,母亲那时给我买了一支简易的笛子,就是那种没有贴笛膜的孔眼,拿起来直接就能吹的笛子,学会了吹七个音符,然后按照音符再去吹奏在学校上音乐课学会的歌曲。这支笛子虽说简易,我还是很珍视,后来搬家到四川也带去了。谁成想就是这么个小物件,在“二赵”运动期间也遭遇厄运,在那次全九院的大抄家(名曰“保密大检查”)中,这支笛子连同几本小说和毛笔字帖都给抄走了,并且在运动过后也没有给还回来。
“爸爸你的花已经叫我爷爷拿到屋子里了”——养花的情况成为每封信必须汇报的内容,他的要求是天气冷了以后,要每天白天把花盆端到院子里,晚上再端回到屋子里。我们哥俩都已经上学,回家有家庭作业,往屋子里端花盆的事常常顾及不到,好在有一起居住的爷爷奶奶,不忘去完成他的这项“重要任务”。

上世纪60年代初青海221核基地初创时期,父亲等机关干部曾跟随221厂党委书记兼厂长李觉将军一起住“地窝子”(半地下的帐篷),把数量不多的新建房屋让科学家和科技人员先住。这张照片是1987年李觉将军(前排左六)重返九院,父亲(前排右四)陪同他视察职工工学院时,与学院领导和机关干部的合影。
文 稿:张海月
初 审:魏 静
复 审:贾明理
终 审:刘风才